“長城保護不只是工程，也是一個認知的過程。”湯羽揚說，“科學技術、傳統工藝、研究創新，都不能丟。”
2023年11月14日，位于北京市古北口鎮的蟠龍山長城（陳鐘昊/攝）
40年前，一場“愛我中華 修我長城”活動開啟了社會集資修繕長城的先例。海內外中華兒女紛紛捐款，一些長城重要點段得以修繕。
40年間，長城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文物保護法多次修訂，《長城保護條例》等陸續出臺，長城保護步入法治和科學的軌道。
40年后，長城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穩步推進，長城文物和文化資源保護傳承迎來新的局面。
萬里長城，空間總長度21196.18千米，穿越15個省區市。通過建設國家文化公園的路徑，保護這一世界上規模、體量最大的線性文化遺產，必定不只是劃出一塊地、固好一壘磚。
北京，“愛我中華 修我長城”活動的策源地。如今，這里與長城文化公園建設有關的項目遍地開花。根據2021年公布的《長城國家文化公園（北京段）建設保護規劃》，北京將打造“中國長城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保護的先行區”，提供樣板經驗。
從北京實踐中，我們可一窺新的時代語境下，長城保護的新課題。
長城“解刨術”
夏季，往往是箭扣長城上最忙碌的時候。
循著燕山深處的峪道攀援而上，一面巨大的條石墻映入眼簾。在這里，負責箭扣長城五期保護修繕項目的考古隊、施工隊正埋頭苦干。頭頂，億萬年的太陽；腳下，數百年的城磚。
“這扇在‘迎敵面’的窗戶，被一道石墻堵上了。”在120號敵臺，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尚珩指著東側一扇窗推斷，這段長城墻體的修建年代應該晚于敵臺的修建年代。建墻的時候，受方位限制，不得不遮擋這扇窗。
“可以想象，萬歷初年，箭扣長城只是一座座敵臺，到萬歷后期，墻體才把它們連成一線。”
箭扣長城五期保護修繕項目是對懷柔長城117至122號6座敵臺及敵臺間5段共915米墻體進行修繕，項目實施周期長達三年，延續了近年來北京開展長城研究性修繕的理念和方法。
考古深度介入，是研究性修繕的鮮明特征。通過考古，長城的建筑形制、工程做法等被明確。長城是建在人工鑿出的地基上，還是直接壘于山石上？墻角的石墩是旗桿墩還是炮臺？城磚間勾縫的灰漿、窗框留下的印痕是什么成分？厘清細節，修繕才具備更接近歷史真實的依據。
北京建筑大學教授、北京長城文化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湯羽揚告訴《瞭望東方周刊》，長城是古建筑，也是古遺址，且以古遺址形態為主。遺址怎么修，前提是研究。
在考古過后的長城段落，人們可能會看見一段歷經多次倒塌終于“趴”在地上的磚墻。到這里，考古人員不再挖下去，而是將病害過程作為歷史信息原狀保留，以辨析長城的時空變化。
不止考古，研究性修繕中，建筑、材料、結構、植物、水環境、數字化等多個專業都需貫穿全程。修，不再只是傳統的維修加固，更不是復原，而是經由跨學科合作，既保證長城本體安全，又將其承載的各類歷史信息、滄桑古樸的歷史風貌甚至周邊的整體文化景觀保存下來。
本刊記者在一次踏勘現場看到，負責設計施工和文物工程質量監督的人員，與尚珩等人反復協商各點段的植被清理方案，最終明確了哪些植被會影響長城排水，需要清理，哪些植被不構成威脅，可作為景觀保留。達成一致后，各方才進場作業。
2021年起，北京將長城保護的重點轉向研究性修繕。今年開展的箭扣長城項目，吸取前者經驗，“考一段、修一段”，而非整段考古完再修，進而縮短考古和修繕之間的時間差，讓暴露的文物得到更及時的保護。
自2005年參與長城調查和保護工作，湯羽揚親歷了長城保護工作重點的時代變遷。在北京境內總長520.77千米的墻體上，可以看到不同時期下，復原維修、重點維修、搶險維修、研究性修繕的實踐結果。一個個保護項目落地，讓北京積累了豐富的長城保護技術經驗。
2020年，長城保護修復實踐基地在箭扣長城腳下的西柵子村掛牌成立，成為國內外長城維修保護經驗的交流平臺和展示窗口。其中，從事長城修繕20年的老師傅程永茂總結出一套明長城傳統修復技藝，即“隨層、隨坡、隨彎、隨舊、隨殘”，為明代磚石長城修復打了樣，這樣的工藝與研究性修繕同樣匹配。
“長城保護不只是工程，也是一個認知的過程。”湯羽揚說，“科學技術、傳統工藝、研究創新，都不能丟。”
目前，北京的長城保護工作正從建筑完整保護逐漸向遺址預防性保護轉變。湯羽揚說，未來要更注重日常的保護，通過技術和人工監測，以“輕干預”的方式達到保護效果。
預防性保護，將對“解剖”長城的精度和效率提出更高要求。
不止一道墻
長城長，不止一種衡量尺度。
位于北京市域邊境的古北口鎮古北口村，一座門匾上刻著“北門”的城樓赫然聳立于山體夾縫間。北門以南，是古北口的舊城，也稱“鎮城”，四周山體上，仍可見一圈城墻遺跡。
古北口村
從城樓拾階而上，沿著城墻向東北方向一直走，便是蟠龍山長城。蟠龍山長城呈東西向，與西邊的臥虎山長城連成一線，在北部河谷地帶形成一處關口，名為“鐵門關”。鐵門關下，又設“關城”。如此，古北口便擁有了“北門”“鐵門關”兩道關，形成“城中有城”的防御體系。
能證明古北口建城史的，不止那一道道墻。古北口村中，建于清代的財神廟、藥王廟和建于遼代的楊令公廟香火猶存。每年深秋，古北口舉辦盛大的廟會，延續游街送神、燒香祈福的傳統。
古北口村是典型的從長城關堡演變而成的傳統村落，數百年的軍防建設、人員往來、民族融合，給這片土地留下豐富的建筑、宗教、民俗遺產。根據文化和旅游部、國家文物局印發的《長城保護總體規劃》，全國長城關堡（也稱城堡、鎮城等）共計2200余座，它們與長城墻體、壕塹/界壕、單體建筑等文物本體及其他長城文化景觀要素，共同構成了當前長城保護的對象。
國家文物局文物古跡司（世界文化遺產司）司長鄧超介紹，據不完全統計，72%的長城關堡在現代轉化為市、縣、鄉鎮、村等聚落，其中80%演化為現代的村莊。如今，長城沿線村落保護越來越受到關注。
2022年底，古北口鎮通過制定古北口鎮長城村落民居風貌、傳統文化、特色美食、鄉村民宿等引導辦法，鼓勵群眾恢復建設傳統民居；2023年，古北口鎮完成蟠龍山長城311號敵臺等修復，在長城開放段設置專業性的解說標識，重啟因疫情停辦的廟會。
然而，長城保護與鄉村振興、生態保護如何協調，仍是難啃的骨頭。“尤其是長城關、堡等面臨居民生活、城鎮建設、旅游開發等多方面威脅。”《長城保護總體規劃》這樣寫道。
該背景下，北京建筑大學師生完成了《長城國家文化公園建設重要問題研究——古北口長城歷史文化價值研究》，試圖從古北口長城歷史及重頭故事、長城文化價值闡釋、長城文化與精神的當代價值等方面剖析當地長城遺產價值特性，尋找匹配的保護路徑。
價值研究是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的基礎工作，在延慶，這樣的工作也已開展數年。
“延慶的村莊名稱中多含營、屯、堡、口、寺等字眼，這些帶有明顯長城文化符號的村莊達上百個。”從事長城保護工作30余年的延慶區文物局研究館員范學新告訴《瞭望東方周刊》，長城不僅決定了延慶的城鄉格局，還催生出豐富多樣的文化形態，散落在民間。
范學新曾主持《延慶縣古村落壁畫調查與研究》課題，發現永寧火神廟壁畫中出現的諸如敵臺、城樓、城墻、枷棍、火銃、信號旗幟以及明代軍服、樂隊等元素，不僅有助于研究明代軍事制度，還與當地盛行的民間花會、音樂、舞蹈等有關。在他看來，保護長城，不只保護本體，更要保護千百年來人類與長城互動的結晶。
“長城作為一種符號和標志，實質上反映的是地理、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與之有關的文化因素。”中央文史研究館特約研究員、中國建筑與園林藝術委員會會長羅楊在期刊《萬里長城》上寫道。
目前，密云、延慶等地的關堡型古村落正與北京建筑大學等團隊合作，基于以上研究成果，開展關堡型傳統村落保護利用試點項目。
力量在民間
石峽村的長城保護歷程，需從一位80歲的老人說起。
村民梅景田，從20世紀80年代初便自發保護長城。彼時，由于自然侵蝕和人為破壞，長城狀況日益惡化。
梅景田回憶，小時候常與伙伴們在敵臺中捉迷藏，讓他對長城產生了感情。長城的破敗，使他難忍心中之痛。他希望用自己的力量，還長城安寧。
一個人保護長城并不容易。梅景田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巡查一次周邊的長城來回一趟20公里，除了制止拆磚挪用、亂扔垃圾等破壞長城的行為，他手里還會握著一根木棍或鐮刀，嚇退深山里的野豬、毒蛇。
隨著“愛我中華 修我長城”活動引發的長城保護熱潮，以及八達嶺、居庸關等長城景區旅游效益外溢，石峽村村民逐漸意識到了長城遺產對于村莊的價值。2007年，在梅景田的帶動下，村里成立了長城保護志愿者隊伍，一開始便有30余人報名，保護長城成為了石峽村的集體行動。此后，包括梅景田的女兒、外甥女在內的幾名村民還被延慶區文保部門聘為專職長城保護員。
2006年，長城保護員制度寫入《長城保護條例》；10年后，國家文物局印發的《長城保護員管理辦法》規定，長城保護員擔負著巡查、看護、報告、記錄等職責。目前，全國長城保護員數量達6800多名。
北京建筑大學副教授高春鳳開展了長城國家文化公園社會力量參與機制研究。通過在延慶區石峽村、懷柔區慕田峪村和北溝村、門頭溝區沿河城村等地進行問卷和訪談調研，她發現，長城沿線的村莊（村民）和長城保護的專業團隊是當前長城保護社會力量中的核心群體。
“大部分村民都表示愿意參與長城保護。”高春鳳告訴《瞭望東方周刊》，長城承載了村民們的記憶與鄉愁，二者擁有強烈的情感連接。
另外，長城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必然會對沿線村莊的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及文化空間帶來改變，村民及村中經營者是重要的利益相關者，他們在長城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中可以獲取發展的機會。
不過，高春鳳也發現，像石峽村那樣有組織地保護長城，并不多見，尤其是村民志愿者力量還需進一步整合。
長城保護公益組織“長城小站”長期參與各地長城保護員和志愿者的培訓工作，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一缺口。創始人張俊認為，不僅要教給村民長城保護的知識技能，還要引導村民意識到文化遺產可以為地方創造價值，最終形成自覺性的保護。
“長城小站”曾與北京建筑大學團隊合作，在沿線村落開展遺產教育研學活動40余次，為一些村莊帶來直接收益，獲得了“全球世界遺產教育創新案例獎”等，被國際認可。
“各類社會組織是長城保護的重要參與力量，他們擁有較強的資源鏈接能力，除了長城本體的保護、價值闡釋，還能推動更豐富多元的區域鄉村振興和公共文化服務建設。”高春鳳舉例，這些組織包括中國長城學會、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長城小站、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等。
以北京為樣本，可以看到，新時代長城保護“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的局面已基本形成。湯羽揚表示，政府要引導不同的社會力量找準定位，給予更多支持，形成多方保護長城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