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智能手機等智能媒介的廣泛使用，“數字鴻溝”也在不斷加劇與升級，成為一個全球性的社會問題。陜西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王敏芝與碩士研究生屈曉亮在《傳媒觀察》第11期刊文，認為智媒時代的數字鴻溝，在性別、階層、年齡、代際等方面不斷衍生出新的議題，也同步推進了傳統數字鴻溝理論在鴻溝生成基礎、核心表征、技術邏輯等層面的深化拓展。面對全球性的數字鴻溝難題，需要在技術應用方面堅持價值理性、制度理性和實踐理性，以綜合治理的方式彌合數字鴻溝，以切實的社會行動促進實現美好數字生活。
一、引言：作為社會問題的“數字鴻溝”
截至2023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10.79億人，互聯網普及率達76.4%。即時通信、網絡視頻、線上辦公、網絡購物、在線旅行預訂、互聯網醫療、線上教育、網絡文學等智能媒體時代的社會服務形式應用廣泛，生活的媒介化與智能化程度不斷加強。在這個過程中，一些邊緣又沉默的“數字弱勢群體”卻難以融入當代數字生活，社會群體間日益加劇的“數字鴻溝”成為全球性的社會問題。
“數字鴻溝”概念源自“知識鴻溝”。“知溝”理論認為，社會中擁有較高經濟地位的人在信息獲取和知識積累方面會比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更迅速、更輕松，其中一個重要的條件是因為經濟地位較高的人更容易掌握和利用大眾媒介的信息系統。數字鴻溝的出現也與人們對數字媒介技術體系的理解與使用密切相關，處于不同地區和行業、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人群，在媒介技術使用和數字資源占有方面表現出明顯的程度差異，這種“信息技術落差”進一步造成了實踐能力的不均衡甚至權益實現的不平等，也進一步擴大了群體間發展程度的差異。
數字鴻溝經歷了“接入溝-使用溝-效果溝”的三級變遷并不斷衍生新的形態，如銀發數字鴻溝、性別數字鴻溝、城鄉數字鴻溝、發展中國家數字鴻溝等，成為互聯網嵌入社會過程中層出不斷的社會現象，“差距”與“不平等”始終是其中的關鍵詞和關切點，這些新的社會現實推動著數字鴻溝問題在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進行多視角探索。
二、議題聚焦：智媒時代數字鴻溝理論的現實關切
數字鴻溝產生和不斷加劇的重要原因，在于媒介技術在社會應用層面的程度不一所導致的社會階層或群體之間的裂隙與沖突。可以說，數字鴻溝從本質上集中體現的是數字社會中出現的新的生存不平等、數字人權無法得到充分保障等。這些問題在智媒時代呈現出一些新的表征。
（一）數字接入與數字性別鴻溝
著眼全球，接入溝作為一級鴻溝仍然顯著存在，而數字性別鴻溝主要表現在移動接入和數字活動參與程度的差距。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有9億婦女仍然無法使用移動互聯網；對于已經了解到移動互聯網的女性移動用戶而言，使用它的首要障礙仍然是經濟負擔能力、讀寫和數字技能。一級鴻溝的性別差異進一步影響了互聯網行動的開展，在數字接入層面表現出的性別鴻溝的擴大，表明了女性仍然是數字社會的弱勢群體。
在我國， 2022年女性網民活躍用戶全網占比提升至49.3%。數字性別鴻溝盡管有了明顯的縮小趨勢，但依然存在。
（二）媒介使用與青少年階層的數字鴻溝新形態
隨著幾十年來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不斷完善，缺失數字設備或無法訪問互聯網的情形逐年改善。但另一種鴻溝形態卻在悄然出現，即網絡資源如何能夠有效地支持個體的社會生活與自我發展，如何能夠為個體在教育、職業等方面提供機會均等。這種新的數字鴻溝形態，在青少年群體中表現顯著。比如，許多研究表明，農村地區的青少年更容易沉迷游戲，而在經濟條件較好的城市地區，手機等智能媒體則能在青少年成長過程中發揮更積極的促進作用。
青少年群體中存在的新型數字鴻溝形態，主要體現在互聯網使用的質量和社會效果等方面。如何合理有效地使用智能媒介，成為影響青少年成長與社會化的至關重要的因素。
（三）智媒素養缺失與銀發群體的兩極分化
被稱為“銀發一族”的老年群體，在面對智能設備時呈現出“難以適應、拒絕應用”與“沉迷虛擬世界”的極端差異性。一方面，在深度媒介化浪潮的席卷下，大多數老年群體基于生理心理的雙重因素表現出明顯的抗拒行為；而另一部分處于新技術創新與普及前端的老年用戶則因為不加辨別的單一使用而陷入了“數字沉迷”。
中國銀發群體網民占比從2008年底的5.7%迅速提升至2022年的25.8%，網絡接入程度逐漸充分，并且能使用短視頻、即時通訊、線上購物等數字應用。但值得注意的是，跨越了數字接入溝的中老年群體也面對著第二道數字鴻溝的考驗和挑戰，謹防過度沉溺導致身心健康層面的損害。同時，還要防止遭受網絡謠言、網絡詐騙、算法欺瞞、信息繭房等的傷害。
三、理論拓展：智媒時代數字鴻溝理論的多維深化
以智能手機、智能算法、新出現的ChatGPT等為代表的智能媒介技術以及各種AIGC的內容生產方式，已經成為社會生活中的“通用技術”，圍繞這些通用技術形成了一個持續發展的生態環境，這種新的社會現實對數字鴻溝理論提出了新的挑戰，在多重維度上拓展深化了數字鴻溝理論。
（一）對數字鴻溝產生基礎的再思考
早期的知溝理論重點關注知識/信息獲取，其主要研究的對象是影響知識/信息獲取的媒介因素。當互聯網普及之后，許多學者仍然沿用同樣的視角審視互聯網媒介使用和知識獲取之間的關系，認為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人更愿意接入互聯網且更可能以工具性的方式使用互聯網；而受教育程度越低的人，就越傾向于使用互聯網似乎只是為了達到娛樂目的。
智能時代的數字鴻溝理論則從“獲取”的視角轉移到“生產”的視角，更充分地解釋數字鴻溝產生和加劇的復雜基礎。有學者提出知識概念應該脫離客觀知識的認識論偏差，完成“客觀向主觀”“大眾傳播向人內傳播”的范式轉變，從而拓寬知識溝理論研究的解釋維度，并提出了“主客觀知識溝”的概念。還有學者提出“知識再生產數字鴻溝”的新概念，認為“需要重視不斷擴大的知識再生產鴻溝”，從社會關懷和理論落地的視角呼吁“知識再生產的數字鴻溝可以成為公共輿論的潛在力量和擁有改變公共政策的行動主義的工具”。
（二）對數字鴻溝核心表征的再認識
數字鴻溝理論經歷了“接入溝”“使用溝”“效果溝”這三個階段，其中“馴化溝”意在觀察個體在“馴化技術為我所用、保持數字技術理性”能力方面的差距。尤其是在以元宇宙為代表的未來互聯網階段，新一代人機交互的發展將推動全新人機共生時代的到來，如何與技術共生成為未來社會的最大挑戰。
享受技術帶來的便利，警惕技術帶來的風險和控制，這是一種難得的技術馴化的自覺，更是人的主體性的彰顯。智媒時代人們在技術馴化的自覺意識方面，程度差距巨大。無處不在的媒體攜帶著海量信息每天蜂擁而至，人們一方面沉溺其中，一方面深度焦慮，于是產生了一種形象的抵抗性實踐——“數字排毒”。“數字排毒”即互聯網和手機應用程序使用者主動限定自身的入網時間，進行自覺的“數字隔離”，使主體在享受機器帶來的便利的同時也能保持自主性，避免成為機器的附庸。數字排毒具有降低智能手機強迫性使用風險的潛在價值，以此減少各類社交媒體使用對年輕人群體的健康危害。可以說，“馴化溝”的出現，是智媒時代數字鴻溝的典型表征。
（三）對數字鴻溝技術邏輯的再揭示
智媒時代中算法時時刻刻“在場”，與算法共存，成為智媒時代個體必備的核心媒介素養，一方面，我們需要接受算法的存在，利用它來拓展人自身的能力，享受它所帶來的便利；另一方面，我們又要對這樣一種“伴侶”帶來的控制和其他風險有足夠的識別與反抗能力。
對于不同的算法使用者而言，能否意識到算法帶來的風險以及是否能有意識地抵制諸種風險，存在著巨大的素養鴻溝。算法左右著人們的決策，從路線規劃、信息獲取，到日常消費、環境診斷等等，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受到算法的影響與控制，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控制著人們的社會地位，產生“算法歧視”“算法偏見”等現象。這些具有“專制”和權力色彩的技術“掌控著設定自由的界限，無情攻克了我們的公共和私人生活，許多人對此并不完全了解甚至渾然不覺。研究認為，缺乏算法意識或意識不足可能已經成為一項民主挑戰。可見，包括算法意識在內的數字鴻溝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四、實踐理性：智媒時代數字鴻溝彌合的路徑選擇
數字鴻溝涉及社會發展、權益保護、社會公平以及美好數字社會的建設與實現。彌合數字鴻溝需要在技術的社會應用層面堅持公共性的價值旨歸，更需要在社會治理層面體現綜合治理的制度理性與數字生活實踐主體的實踐理性。
（一）堅持技術應用的公共價值
技術一旦產生，就作為一種時時刻刻試圖參與人類的歷史發展和社會存在樣貌的力量存在，這種力量在“技術化社會”更加強大，比如我們會發現，如果現在離開了智能手機，自己在生活中將寸步難行。正因為如此，技術的公共性價值在當下才更應該被標舉，也只有遵循技術應用的公共性價值，才能最終彌合因為技術應用差異而導致的數字鴻溝與新的社會不平等。
技術發展應該以造福人類、有益于人類為宗旨，而不是反過來違背人的福祉、損害人的尊嚴。因此，數字鴻溝無疑是技術異化的當代表征，它違背了技術發展的公共性原則。智能媒介技術的發展是技術創新與演化的結果，其技術創新與技術應用更要以不斷擴大人類的公共價值福祉為前提。
（二）保障權益實現的制度設計
智能媒介時代下的數字鴻溝意味著數字弱勢群體的某些權益正在遭到侵害，想要打破弱勢群體數字化生存的障礙與壁壘，最基礎的目標是保障其基本數字權益，同時協調數字鴻溝中強弱雙方的社會關系和資源分配。
彌合與消除數字鴻溝的根本目的，是破除技術變革與進步所帶來的社會分層、區隔與不公，能夠讓每一個社會成員都平等地享有技術進步帶來的紅利，“社會完全可以出于‘公平’‘人道’的考慮，以制度安排的方式，為那些不愿意或根本拒斥新技術的特定年齡的人群制定專門的應對技術鴻溝的便利政策。”
具體而言，我們不僅要不斷明確包括數字弱勢群體在內的各類社會主體的主體地位，更要在落實層面保障他們具體權益的實現。比如我國在制度層面不斷探索解決老年群體數字鴻溝的長效機制，國務院辦公廳于2020年11月印發的《關于切實解決老年人運用智能技術困難實施方案》，從日常交通出行、就醫、消費、參與文體活動和辦事等各方面，提出了解決老年人面對的數字化困難的一攬子解決方案，彰顯了追求社會公平公正的制度理性。
（三）面向社會發展的實踐理性
新興數字經濟和智能技術的發展不可避免地對某些社會群體的生存空間造成擠壓和侵害，使得原本處于社會分化不利地位的弱勢群體遭遇更加困難的數字化生存困境；另一方面，數字化、智能化的技術環境是所有人都置身其中的社會情境，彌合數字鴻溝更是社會全面發展的總體性要求，因此，構建一個利于全社會發展的、積極友好的技術環境實屬必要。
首先，發揮社會保障系統的兜底性功能與屏障作用，在對抗數字不平等、數字剝削、數字歧視等方面，保障弱勢群體生存與發展需求，保持全社會活力和韌性。社會保障資源向低技能、低收入群體傾斜，加強相應人員的技能教育和培訓。其次，針對特殊群體采用特殊方式進行數字服務，幫助數字化困難群體跨越“服務溝”，實現“無障礙辦理”。再次，發揮互聯網企業、社會組織團體與其他社會力量，共同幫助、鼓勵與支持數字弱勢群體。
總之，在智媒時代，彌合數字鴻溝，幫助那些個別或特定群體的“數字弱者”擺脫邊緣化的生存境況，這是基本社會文明和普遍道義的行動遵循，更是美好“數字中國”的應有內涵。